徽杭古道西起徽州绩溪县伏岭镇，东至浙江省临安市马啸乡，位于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侧，北靠黄山，南依天目山，全长25千米，是古时联系徽州与杭州的重要纽带，保存最完整的一段是绩溪县境内的盘山石阶小道，是徽杭古道的精华所在。据史料记载，这条古道早在唐代就已修成。徽杭古道是历史上徽商与浙商交流贸易的重要通道。徽杭古道附近的重要景点有：障山大峡谷、胡氏宗祠、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南第一关等。循着古人足迹，我们于4月16日踏上了徽杭古道的石阶，开始了为期两天的徒步之旅。沿着蜿蜒的石道冒雨前行，一路上峭壁林立，身旁是陡峭的悬崖，不禁感叹当时徽商们徒步走出徽州到各处经商的不易。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黄山市古称徽州，由于地窄人稠的生存缺陷，注定了徽州人要向外部世界拓展生机，早在东晋时代，徽州人就已远赴异乡，奋迹商场了，故自古有“无徽不成市、无绩不成街”的说法。徽商多是小本起家，尤其吃苦耐劳，所以绝大部分徽商出行选择的是乘船或徒步，一代代的徽州人贩运盐、茶、山货，走出了一条条饱含风霜的经商之路，徽杭古道即其中之一。
清代大商人胡雪岩年少时也曾沿着古道肩挑背扛进浙经商，艰难求生。他要翻过这座山头，把货物送到杭州，才能卖个好价钱；这担货物卖掉了，就会有第二担、第三担……更多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了出来，生意也越做越大，不仅徽州，甚至上海、京城也有了分号，他成了全国第一大商人。
徽杭古道在杭徽公路通车前，是徽州人尤其是绩溪人通往沪、杭的捷径，比绕道昱岭关近百余里。在徽杭古道上，每隔5里就设一个茶亭，供过往路人休息。过去与绩溪相毗邻的昌化人用自己纺织的棉织品沿古道到绩溪换回粮食与棉花，古道成为两地人的生命线。时至今日古道还是当地 老百姓的一条重要交通渠道。
在徒步行进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领略了徽杭古道沿途的秀美风光，更见识了徽州建筑那种古色古香、雕梁画壁的独特风韵。
路途中碰到了几拨与我们一样的驴友们，他们都背着沉重的行囊冒雨在湿滑的古道上前行，还偶遇了几位挑着担子的当地村名，看着他们在陡峭山路上前行的背影可以想象当初的徽商们把货物背出山里去贩卖需要承受多少的艰辛。但正是他们不怕艰难坚持不懈的努力才造就了今天的徽杭古道，更造就了名扬千古的徽商传奇。
尽管艰险，而且淅沥的小雨更给路途增添了困难，但是在一天的行程中没有人中途放弃，在队友们的相互鼓励与支持之下大家都走完了全程到达了安营扎寨的地点蓝天凹。蓝天凹位于徽杭古道的中段，是古道的最高处，海拔是1050米，是古道的分水岭，又是古道通往清凉峰自然保护区的主要路口，四周青山绵绵流水潺潺，又有柔软的小草原，还有鲤鱼跃龙门、挡风岩等原始、自然、古朴的景观，在这里极目远处，浙皖山水尽收眼底，重峦叠嶂，风起云涌，宛若仙境，使益处观景绝妙之处。
蓝天凹，果真是名副其实，三座山体形成“凹”字，蓝天嵌入山体中。如果说此时是丢弃了满身的疲惫，心怀喜悦，那么爬过约莫50余米的陡坡，来到蓝天凹的中心位置，那是一份激动，精神为之抖擞。
到达蓝天凹后所有驴友们都开始安营扎站，各色的帐篷占满了农家的空地，正值晚餐时间，农家的烟囱已是青烟袅袅，来自各地的驴友们聚在一起聊着天南海北的见闻，气氛融洽相谈甚欢。
徽州一带人灵地杰涌现了大批名人，故居众多，其中最为有名的是龙川胡氏宗祠，龙川胡氏宗祠坐落在皖南绩溪县瀛州乡大坑口村东，为明代户部尚书胡富、兵部尚书胡宗宪的族祠。此外，绩溪还是近代学者胡适、国家主席胡锦涛、清朝红顶商人胡光镛的家乡。距县城12千米，龙川是大坑口的古称。据《龙川胡氏宗谱》载：“东晋散骑常侍胡焱提兵镇守歙州时游观华阳镇龙川（即绩溪县华阳镇，当时隶属歙州），见这里‘东耸龙峰，西侍鸡冠，南则天马奔腾而上，北则长溪蜿蜒而来’，山清水秀，风光旖旎。即刻上书皇帝请求赐居，恩准，遂于咸康三年（337年）举家迁此定居。
龙川胡氏宗祠始建于宋。明嘉靖年间，里人兵部尚书胡宗宪倡导捐资扩建。原悬挂在宗祠正厅上首的匾额书有“宗祠”两个大字，上款为（明）“嘉靖丁未年（1547）”，下款是“光泽王书”。光泽王乃嘉靖帝之叔父，可见该祠距今已有400多年。此后，宗祠进行过几次修缮，其中较大的一次修缮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因此，主体结构、内部装修仍保持了明代的艺术风格。
龙川胡氏宗祠以其强烈的徽派建筑风韵，屹立在中国古代建筑之林。其丰富的建筑文化内涵，叫人为之惊叹。1988年1月，龙川胡氏宗祠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如著名建筑师郑孝燮先生在考察龙川胡氏宗祠之后所说的那样：“相见恨晚，这里有看头，不愧为国宝。”
徽商五大精神
徽州经济文化领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徽商始终是一个凝重的话题。徽商数百年的经营活动，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我们认为：有形的物质财富固然宝贵，但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将会让我们世代受益无穷的财富之源，其内涵十分丰富，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敏锐的创业眼光。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相比于其他商帮要杰出得多，因此能够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界权衡利弊，击败竞争对手。明正德、嘉靖间歙县商人程澧出吴会、尽松江、走淮扬、抵幽蓟，“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他虽“坐而策之”，四十年后却“加故业数倍”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所以《江南通志》说徽州商人“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
二、进取的人生态度。出于谋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从小背井离乡，外出创业。异地的陌生、商路的艰险，无不从肉体到精神残酷地折磨着他们。但素以“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著称的徽州人，都能肩负父兄、家族生存发展的重负，义无返顾地“离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近者岁一视其家，远者不能以三四岁计”。许多人“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扰未厌焉。”歙县商人许荆南在荆州贸易，生意亏本自感无脸回家；其子许尚质继承父业，“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前后在四川活动二十年，虽家资百万，也“不竞芬华”。正是他们这种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的勇气和经历，为徽州人树起了不朽的“徽骆驼”纪念碑。
三，诚信的处世风格。在商业资本的盘剥下，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受害极深，于是“无商不奸”之类的诅咒此起彼伏。然而这正表明了一个事实：讲求商业道德，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徽商举起“诚信”的旗帜，本着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心态走进市场，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等基本道德，自然博得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费的欢迎，使他们在生意场上左右逢源，处处受益。徽商吴南坡“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的表示，胡仁之大灾之年不为“斗米千钱”所动、平价售粮的举动，都使徽商“诚信”的风格得以彰显，进而成为徽商集团的标识。
四、合作的人际关系。相对于商海的狂风巨浪，个体的商人只是一叶扁舟，因此，在徽商这样的集团里，他们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追求依然执着，善于处理同宗人士的关系，并且卓有成效。明末休宁义士金声说：徽商“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他们也注意强化同乡的情谊。遍布各地的徽州或新安会馆，就是徽商将具有地缘关系的同道拢聚在一起的重要据点。即便是与消费者建立的也是互惠互利的长期关系。清代歙县商人吴炳留给子孙的是十二个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又说自己活到老，学到老，犹深感“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
五、超首的契约意识。正是在频繁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徽州商人依靠“约”和“法”来维护权益、协调关系的意识慢慢觉醒，并逐渐形成了凡事“立字为据”的习惯。现存涉及社会经营活动方方面面的、大量的徽州契约文书，就反映了徽州民众这种“民间法”由原始走向规范、走向成熟的历史演进过程。长期为外人所责难的“徽人好讼”，实际上正是徽州人致力于构建法制社会的一种民间尝试。
